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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探索示范区委托立法 完善区域协同立法还体现在对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处理，其理由如下：第一，我国并不存在中央和地方之外的第三种立法模式。
关键词: 网络规制 平台公共性 言论自由 断平台 一、问题背景：封禁特朗普与断平台（de-platform） 伴随着新技术和互联网发展，以及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马斯克收购推特等事件，平台如何规制内容以及如何规制平台所拥有的权力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难点和热点。当不同已从量变上升为质变，这也使得把私人论坛原则照搬到平台身上变得十分困难。
对立场中立的路人来说，平台A的这些小动作会让他们因用户体验差（比如速度慢）等原因放弃乙党一方的内容而转投甲党。第一代互联网立法者就夹在这种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被乌托邦主义者视为网络世界的入侵者，但另一方面也深受乌托邦主义的影响。社交平台对公共讨论的巨大影响以及近年网络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等内容的泛滥，使得放任和中立式规制难以胜任，传统公共论坛和私人论坛原则也很难适用。以封禁特朗普事件为代表，平台如何规制和如何规制平台在第三阶段的困境可以简化为两个问题：第一，面对某类言论（比如假新闻、仇恨言论、煽动性言论），平台该不该管？第二，如果平台要管，该怎么管？这两个问题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平台规制之所以在今天出现困境，根源是经典言论自由的某些原则和做法在第三阶段面临调整。[lvi]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把煽动歧视这一更新的价值（或政治正确）注入了评估标准。
但在这一天到来前，相对严肃和大范围的公共对话仍旧会是以文字为主。在一定程度上，过去两年中国、美国和欧洲同时掀起的针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风暴也是试图规制大到不好管平台的另一种尝试。基于此种权威，立宪者同样也会进行自我宣称。
阿列克西曾提出正确性宣称的概念，没有明示或默示地提出正确性宣称的法律，就不是法律。[28]如果说，宪法只是统治者政治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的最高性附属于统治者主权的至上性，那么，限制政治权力的宪法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宪法最高的法律效力与下位法律规范的相容性并不在于逻辑上的那种自洽性，而源于传统的道德力量——某种给定的价值框架。[65]哈耶克由此提出了所谓内在批判理论作为对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进行评判的唯一基础。
[53]承认规则具有终极性和最高性，它可以识别法律体系内其他规则的效力，但其本身却无法再由其他规则予以确证。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相对于法律的优越性是被普遍认可的。
52参见周林刚著:《基础规范的基础:凯尔森基础规范学说批判》,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部分。24西耶斯将人民主权思想运用于宪法领域,首次提出了制宪权的概念和国民制宪权原理。霍布斯的主权是避免人类重返残暴的自然状态的唯一理由，因而，主权一旦诞生，其自我维系便成为不可或缺的目标，[21]表现为主权者具有令属民不可抵抗的权力，因为对主权者的抵抗将导致毁损主权。[42]这样，先前的宪法的最高效力为后人提供了共同基础。
7参见[美]路易斯·迈克尔·希德曼著:《论宪法不服从》,仇之晗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宪法第一章是主权，首先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国体，但并没有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明确规定。参见[法]西耶斯著:《第三等级是什么?》,张芝联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页。然而，施密特曾做出了议会国家的观念史上的死刑判决。
38霍布斯难题与洛克难题显现了人权与主权、自由与秩序的二律背反,而社会契约不可能最终解决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关系的难题。而承认规则既有规范的属性，又有事实的面相
美国宪法序言是通过契约向美国宪法提供了终极性的效力依据。因此，制宪者并不会关注由宪法去宣称自己的最高法律效力的问题。
由于宪法效力已然内含于宪法规范之中，是由宪法规范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倘若作为主权绝对性标志的宪法最高性本身是至上权力的体现，那么宪法则背离了自身的价值。西耶斯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如果说主权是一种权威，权威则暗含着一个悖论：凡谈论宪法权威暗示着取消权威。[31]由此可见，根据凯尔森的法秩序理论，宪法作为国内法其效力低于国际法。因此，宪法效力不完全依赖于其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
从根本上说，1954年宪法仍属于革命时期的宪法而不属于法治时期的宪法，通常革命时期制宪的目的在于确立和巩固经过革命取得的权力，而法治时期制宪的目的则在于确立法律秩序。13参见喻中:《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政法论丛》2011年第2期,第83页。
然而，美国宪法第六条其实确立的是联邦法相对于州法的最高性，而不是宪法相对于法律的最高性，即联邦法最高而非宪法最高。如果可以的话，任何人都可以撰写自己的宪法，宣称它为至高，并利用它强迫他人服从其撰写的宪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在宪法之外寻找服从宪法的理由。
转引自张龑编译:《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98页。[68]大道至简、大象无形。
宪法的正确性宣称——正义的宣称——必然联结于制宪行为。虽然宪法效力自我宣称以一国的成文宪法为前提，但世界范围内的成文宪法却并未普遍规定自身的效力。因为，议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可能已经败亡，但其整合功能会持续存在，议会仍然是一种合宜的政治整合形式。[36]因为，这将否定元契约的效力并进而导致人们重回野蛮的自然状态。
[64]由此可见，哈特的承认规则和拉兹的实践权威观虽然逃脱了规范体系内效力无穷递归的困境，但仍无法完全证立社会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38]也就是说，元契约不是不可以变更或者废止的。
而作为事实，以外部观察者的身份只有存在与否的判断，无需遵循无穷递归的逻辑。从宪制经济学的视角，宪法效力自证规范的确立是基于后人的现实的需求甚至是功利的算计。
承认规则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或者说，法律规则，如果有效力的话，便是规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宪法，在总纲中确立了国民主权，但并没有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宪法学研究的基本作业是对规范的解释，以实定的宪法规范为前提。[22]主权者是唯一的立法者，所有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权威与效力都是从国家的意志中得来的。[5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推出了承认规则。
凯尔森也承认自己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因为按照这个想法，最高权威是由一个更高的权威(虽然是拟制的)所授权。[39]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的自我宣称便体现了洛克难题,如果说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是宪法实施的条件的话，这一条件恰恰是宪法自己创设的。
[50]但凯尔森仍认为基本规范在法律秩序内作为规范效力的最终来源发挥功能，他称之为法律逻辑意义上的宪法,以区别于实在法意义上的宪法。[40] 当然，洛克并不认为人们可以完全不受元契约的约束，宪法作为人们的授权条款，立约人当然要遵守。
卢梭的公意观念是当人们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时是自由的，但公意是集体决定的结果，它不可能仅由一个人决定，而代议制或多数统治都会对自我立法的权利构成侵犯，其结果就是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制造一个永久且难以平息的对立。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自证条款与其说是宪法规范对效力的自我确证，毋宁说是制宪权的规范化表现，是宪法中至尊主权者的权力标记。
